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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的山寨
 

博山多山。正如《博山乡土志》所言:“博山全境,都是山岭重叠,几乎没有隙地。”山乃自然之物,山脉的形成,系天地之造化。而博山众多的山寨遗存,则为自然之山增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实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博山的山寨,多分布于东南部和西部山区。山寨或以形为名,如鹿角寨、油篓寨;或以传说为名,如孟良寨、汉王寨等;或以山为名,如雁门寨、南坪石城;或仅以大小而分,简单的叫做大寨、小寨;还有很多无名的山寨,或许它们曾经有过名字,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寨依山而建,山因寨而名。山寨多处于深山之中的险峰之上,平时人迹罕至。加之上世纪末的村庄整体搬迁,附近人烟稀少,植被有效恢复,许多山寨已淹没于树丛荒草之中。而关于山寨的种种传闻,无疑为山寨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某村某放羊老汉偶然掘得土匪窖藏元宝,某村某人无意间在山寨中拾得一青铜箭头……种种传闻,扑朔迷离,难见实证,还是让我们从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山寨的真实面目吧!

民间有许多人将山寨称之为兵营,这是否有史实依据呢?

据《博山乡土教本·武备(一)》:“县内设防,自明末确有可稽……明末设通判,拨来青州快壮五百名。自淄川、新城、寿光、高苑、莱芜、蒙阴取食,后减至一百六十名。清顺治五年裁尽。”这是民国以前有史可查的博山驻军最多的时期,而派这么多军队的原因与明末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有关,而且驻扎的时间是短暂的,《续修博山县志》的记载与之是一致的。而在建县之后,因清朝的统制已相对稳固,驻军则只有几十名了。正如《续修博山县志·兵防志》记载:“清朝向有把总驻防,所属兵丁十七名。今把总仍旧,分设马兵八名,步兵十八名,粮饷在青州营领给。自雍正十二年分县始。”而且这些驻军所要保护的,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封建官员的安全,因此他们应该大多驻扎在旧颜神镇或博山县的治所附近,至于百姓的安危,那就只能依靠团练一类的民间武装自己解决了。因此,将这些山寨称之为兵营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考证,博山各山寨的建筑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用途大都是防避兵匪过境烧杀抢掠。同时也有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的据点和博山早期抗日武装的革命遗迹,有的山寨土匪也曾盘踞过。

从博山的地方志资料来看,近代的博山是一个战乱频仍、匪患四起的时代。比较集中的时间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和民国时期。以下是《续修博山县志·匪患》的有关记载:

咸丰十一年辛酉二月十二日,捻匪入境。十月,蒙沂诸县棍匪蜂起,各村团练与相哄击,死难者七十余人。

同治元年,淄川刘德培以抗漕事聚众,据淄城与清廷抗。九月,刘德培邀南捻数万众来。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十三日,清兵追捻匪六万余人自莱芜长峪道猝至,居民闻警皆逃汉王寨,不慎于火焚,毁甚巨。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捻匪由夏庄过境。

同治六年丁卯,捻匪自蒙沂来,由汉王寨北去。

民国元年壬子,匪魁于三黑据千人洞劫掠,近村兵民合击,驱之出境。

民国七年戊午,悍匪白天祖自结老峪进窥,十八营营长佟瑞亭率兵击,却之。

民国十五年丙寅正月十五日,临朐匪盖三省夜袭太河镇,焚烧团局,大肆劫掠。同时,土匪小白龙并扰,及冯家社东偏。

莒州匪孙立子劫掠太河牟庄、马陵、同古坪等处,旋去。

益都土匪赵锡据昭阳洞、仁河等处,四出剽掠。

民国十六年丁卯正月二十七日,土匪在邢家庄一带与警备队接战,匪氛甚恶,幸民团策应,匪不得逞,始引去。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匪至上瓦泉庄,赖民团先事预防,得无恙。

是年六月,刘黑七党羽夜入柿岩庄,掳孙氏子及其甥以去,甥道亡,孙氏子赎还。是年九月初四日,刘黑七率匪三千余人入东峪、峨庄一带。初五日,出遨莱峪至前怀庄。

民国十七年戊辰七月十七日,刘黑七劫掠郭庄,进窥夏庄。民团分队长朱子厚往救,得免。

民国十九年庚午六月,益都匪赵光庆焚烧东峪、东道平等庄。

民国二十年辛未,益都匪犯境,王县长荫桂偕客军及本县队伍集太河庄追逐,破走之。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春,伊来灏率匪众数百扰邑之东鄙,经博山、临朐两县会剿,始遁去。

从以上记载来看,博山的匪患多来自于外地。除捻军以外,清末民初刘黑七、于三黑、盖三省、白天祖、小白龙、伊老九等在沂蒙山区有名的土匪,几乎都曾经光顾过博山。建山寨以自保,恐怕是当时的民众无奈中的最好解决办法了。

山寨的兴建,因于这一系列的战乱。每逢乱世,即是山寨大力兴建之时。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清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征战山东,纪律松弛,队伍形同流寇;民国初年,土匪蜂起,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地威胁;抗战时期,日寇在原有的山寨基础上建设碉堡,构筑工事,成为他们侵华的据点,革命队伍也充分利用山寨易守难攻的优势,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是博山山寨构筑的几个重要时期,其中以清末民初的遗存为多,有的则多次被重复利用,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续修博山县志·建筑志·公共建筑》的一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清末民初建筑山寨的时代背景:“邑自咸丰辛酉捻匪之乱,各区乡村多修筑围墙以自卫,如黑山圩寨、岳家庄、蛟龙庄、三石马、盆泉、青杨杭、瓦峪、夏庄、郭庄、源泉、固山、太河等处均筑石围,至民国十六年土匪时扰。各乡之筑石围、修山寨者四、五、七各区尤多。”

四区原称德化乡,所辖32个村庄,现属博山镇。五区原称遵化乡,所辖44个村庄,现分属源泉镇、池上镇。七区原称臻化乡,所辖65个村庄,建国后划归淄川区。

博山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随着近代煤炭的机械化开采,带动了陶瓷、琉璃等产业的发展。博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富庶的地方。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年)是一位德国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家,1868年开始,李希霍芬从上海开始他独自亲历中国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他的目光,不仅停留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之上,各地的物产更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中国》第2卷里,李希霍芬用了整整3页来描述他在博山的观感——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空气里混合着一股硫磺味儿,驾车的骡子不习惯地侧头打着一连串响鼻”,在登陆中国不久的李希霍芬看来,浓烟冲霄的博山城“是我迄今看到的工业最发达的一座城市。所有的人都在劳动,都有活干。这个城市有着众口皆碑的工业城镇的声誉。这里的优质煤蕴藏在景色美丽的地方,这些煤很早就用于各个工厂,而这些工厂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博山的东南部山区,淄河及其支流蜿蜒流过,在山谷中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自古以来,这片区域就是物阜人丰之地,常熟川的美誉流传至今,金郭庄、银源泉等粮食丰产区均位于此区域之内。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博山重要的粮食蔬菜生产基地。1960年,石马水库曾出土石斧、陶片等文物,经鉴定为龙山文化遗存,由此可证实,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此地已有人类居住。淄河沿岸的桥东、盆泉、北博山、南博山、邀兔、郭庄、源泉等村,自古就人丁兴旺,今天仍为人口众多的大村。

博山的富庶不仅吸引了殖民者的目光,也吸引了捻军和土匪的光顾。

东南部山区的丰富的粮食资源和众多的人口,成为土匪劫掠和绑票的重点地区。而沿河谷而过的古道——长峪道,无疑又为土匪们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此地与莱芜、蒙阴接壤,外地的土匪劫掠之后,可迅速退回自己的老巢。而博山的西部石门、岭西一带,虽也具有众多的山峦,但相对于东南部山区,一是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二则不处于必经之要道,故山寨相对较少,仅夹谷台、大顶寨、孟良寨等几处。

除匪患外,清咸丰、同治年间爆发的捻军起义,成为促成山寨产生的重要原因。

捻军,源于捻子(一称捻党)。“捻”为淮北方言,意即一股一伙。捻子是民间的一个秘密组织,有说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有说出现于明朝末年,成员主要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早期活动于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嘉庆末年,捻子集团日多,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经常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三河尖、江苏﹑山东间护送私盐,并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后甚而起义攻城。1853(咸丰三年),捻子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后的“捻”,史学界称捻军。

捻军起义的发展,给朝廷以极大的震撼。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围剿,一面向各省派遣团练使,组建民团,并要求各村建设各种防御设施,抵御捻军的侵扰。分布于博山山头之上的山寨由此应运而生。

雁门寨和岳阳山关于捻军起义的两块石碑,为我们再现了那段历史。

岳阳山南面门前现存“同治五年岁次丙寅十一月”所立的石碑,碑文中有“捻匪迭起,众社皆有志而未逮,幸僧王督队前来剿灭殆尽……”乃清朝廷镇压捻军真实纪录。

雁门寨的南门下原有一石碑,真实的记录了咸丰、同治年间百姓住雁门寨躲避捻军及刘德培起义的历史事实,现已移至区文物局保护。其全文如下:

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七月十二日各庄住寨人同立:

盖闻:一治一乱,自古为然。逃命避难,莫如高山。我生不辰,适逢乱年。贼去贼来,无日得安。咸丰圣君,十有一年。十月廿五,一齐上山。治下柴米,运就粮石。盖就房屋,蔽雨备寒。迄乎来岁,同治元年。刘贼德培,本系淄川。招聚人马,占据福山。钩来南贼,马步万千。九月九日,来自东南。沿村劫掠,到处烽烟。烧尽房屋,杀虏女男。抬枪大炮,护住此山。大家协力,以保周全。贼从此过,盘据淄川。僧王兵到,攻城克还。丙寅三月,太平下山。念及住寨,一共六年。勒碑刻铭,后人可观。乱世遗迹,万古流传。   

陈风祯沐手撰书

除以上两块石碑外,山寨内极少有文字的遗留。屈指可数的几处为:北博山村北、洪山口村南的一处山寨中水池的池壁上刻有“大清咸丰十一年洪山口、北博山人修”等文字;南坪石城东南方向的一处泉眼之上刻有“仙海,同治二年”的字样;池上镇小峰口附近虎口寨寨门附近的石壁上刻有“虎口寨”三个大字,旁边的小字已经模糊不清,据《博山名山大观》记载,以前依稀可见“康熙六年……”、“民国十六年……”等字样;池上镇下小峰村西的一个山寨有朱砂书“大清咸丰辛酉(十一年)初夏修”等文字遗存。

正是这些珍贵的石刻遗存,为我们研究山寨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续修《博山县志.艺文志》中有王肇沅《修石门山寨记》一文,对我们研究山寨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形制更是弥足珍贵。

“……于是修寨之意决。是时贼氛稍远,吾乡人纷纷议筑土堡,或以淄城坚,竟相移入。乃与家大人议。以城虽坚,而我无田可供食。桥虽有田,而土堡终不如山寨之险。坚壁石门,以耕以守计甚得。于是岁五月朔鸠工庀材。度古寨地狭,莫容。乃于古寨南之高峰起寨。其地势尖峰削,东南皆悬崖,惟西面稍坦。者平之,四围周以石垣。石取诸山,故价廉而工省。其悬崖处,垣无庸高也;其坦处,则以重垣,上施铳眼二。非重垣不足防冲突也。其门,则石券,仅容人出入,上小屋一间,以备风雨守。门则东北向,以登山之路在北也。四维既张,无以御寒暑焉,不可,于是房屋备;枵腹焉,不可,于是仓廪备、庖备;峰高,无水,尤不可以不储,于是即寨之西偏最凹处凿池,上覆以石,而灰泥其中。不泥则漏卮为患;不覆则冻裂堪虞。夏日急雨骤涨,皆入池中,盛水约二千石。……”

“……当此时只为南匪计耳,不意于次年秋竟有刘德培之变,蚕食山中诸村。予与臧获数辈负隅固守,贼闻有备,不来犯,竟赖以全。……”

该文所记载的山寨目前仍保存基本完好,位于淄川区淄河镇西石门村西的山丘之上,村民称之为王家围子,现在的遗迹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逼迫村民在原山寨基础上重建。虽然该文所记载的这处山寨现已不属于博山,但这篇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其一,山寨的作用是为避匪患,而且确实在刘德培起义时发挥了作用;其二,山寨由寨墙、寨门、房屋、水池等组成,而且山寨中的房屋有各种用途,如住房、仓库、厨房甚至浴室;其三,山寨的围墙大多是不连贯的,平坦的地方则筑围墙,地势险要的地方则省之。

根据《修石门山寨记》及实地考察所见,总结山寨的诸组成部分如下:

寨墙:用石头堆砌而成,是山寨的外围防线,与天然的险要地势相结合,完整地把山寨内的建筑包围在一起。故山寨在民间也被称为石围子。有的山寨的寨墙上存有垛口和瞭望孔、射击孔。

寨门:根据山寨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或多个,一般依照通往山寨的路的条数而定。墙体较宽的多为拱型发碹而成,墙体较窄的为方门上覆石板,称为“防门”。

房屋:多为就地取材,用青石干砌而成,面积要比现在居住的房屋小的多。屋面的建筑形式有三种:覆草、覆石、覆瓦。覆草的屋面由于年代久远,或毁于战火,或被风雨侵蚀得荡然无存,木制的檩条早已移作他用,所以只留下现在的残垣断壁。石制的屋顶在有的山寨间或能见到,系就地取薄板(很薄的石板)层层堆砌而成,中间留一圆孔透光通风,下雨时覆以大块的石板。但石制的屋顶只能用于小的房屋,如哨所之类的建筑多采用这种形式。而且也要受原材料的限制,附近没有石板出产的山寨,就很难见到这种形式。而瓦面的房屋本来就极少,现在更是难寻踪迹,但在个别山寨间有残缺瓦片的发现,虽数量极少,但足以证明山寨内的部分房屋曾经覆瓦。

正如《修石门山寨记》所载,房屋的用途是与现实生活中一样的,可能一应俱全,也可能因建筑时间的充分与否而择其主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山寨中的房屋不一定建筑在地势高的地方,有条件的可能建在避风、向阳或者隐蔽的地方,一般在山下很难发现。

水池:用以蓄水以供山寨内的人饮用。多在青石上凿就,这种情况水池的面积要小一些;有的根据实际条件一半开凿,一半垒砌,这种情况水池的面积相对较大。如南博山镇汉王寨的水池。有的则在低洼易凿处凿出一大坑,然后用夹灰泥抹壁,留一小口。

石臼:舂米之用。在大块的青石上开凿而成,腹大底尖,口径半米左右,如附近有小的人工凿制的石孔存在,则为安装舂米用的杠杆的立柱所用。鹿角寨内南侧平台上有2个类似的“石臼”,直径一米左右,周边笔直,作为水池则太小,作为舂米之用石臼则底部太大且不尖,疑为掩体。北博山镇谢家店村东的双崮寨中,不仅有石臼,还有石磨。

山寨的形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应俱全,如有的山寨因有水源,则可能没有水池;有很多建筑时间较晚的山寨没有石臼;而有的因受建筑材料的限制,仅有寨墙,没有房屋。例如南博山镇的瓦泉寨,因建在砂石山上,建筑房屋的材料缺乏,就没有房屋的遗存,据推测当时可能有草木结构的房屋,只不过因年代久远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罢了。

山寨多选取易守难攻的山头而建。有的为一个村庄而建,有的则为几个村庄合建,而有的规模较小的山寨则为一个家族或家庭所建(王肇沅《修石门山寨记》中记载的山寨,就可能是一个家庭所建)。如《续修博山县志·方舆志》载:“黑虎山,县东南八十里,四壁悬崖,池上镇人避乱所。”“汉王寨,县东南五十里,峭拔特起,淄水环其左右,形势险要。清咸·同间,青杨、夏庄两社避难于此”。

这些山寨,多建在山脉的主峰之上,是附近村庄的制高点。一有匪患,各山寨迅速以烽火、信炮等形势发出信号,顷刻之间十里八乡皆知,并作好避乱的准备。正如《续修博山县志·方舆志》载:“肖泰山……捻匪之乱,刘家台庄人筑寨避乱于此。民国十五年,南匪扰乱,此寨一鸣信炮,东北汉王寨继之,顷刻可达全县。”

如今,博山的山寨大多已不复当年的原貌,仅剩残垣断壁,孤兀地屹立于山峰之上,似乎在向我们倾诉当年那段战乱频仍、烽火连天的历史。而对于山寨的研究和开发,或许需要我们去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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